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的一次检验。疫情要求国家从体制机制上继续完善和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继续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同时，抗击疫情中展示的“社会百态”和“人性众生相”，也在社会治理层面凸显了公共灾难的群体危害，因此良性的、现代化的“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夯实“公民道德”培育的经济基础，使公民道德中“公”的观念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诉求成为主流价值观

　2001年，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变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等文件，对新时代人民社会的“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培育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提到，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主流价值建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离不开一个“公”字，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都离不开“集体主义”的价值诉求。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道德失范现象，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一些社会成员存在的道德观念模糊乃至缺失现象，如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是非不分、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坑蒙拐骗等，都显示了部分社会成员对“公”与“私”、“义”与“利”等道德观念权重的失衡。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造成这一道德观念失衡的根本原因，并不能仅仅从观念到观念的层面解读，而必须深入到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加以解读。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正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关系中，资本逐利的本性导致资本家“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仍不断出现，并且“这些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定期来临，而且它们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 2020年刚刚开始就出现的一系列人类劫难，诸如新冠肺炎疫情、澳大利亚的火灾、非洲历史上最大的蝗灾、美国40年未遇的流感，以及世界范围内贫富的社会分化、物种的加速灭绝、全球的气候变化等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都再次证明了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和丛林社会，已经将人类社会推向了危机边缘，将社会公德推向了崩溃边缘。

　新冠肺炎疫情呈现的“众生相”中，有的利用公共灾难“发国难财”、囤积居奇销售口罩乃至弄虚作假制售假口罩，有的倒买倒卖酒精、防护服等医疗救急物资，有的借机涨价生鲜蔬菜，等等。这些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部分人为了更高的利润不惜冒犯罪和“绞首的危险”的正确性，也再次印证了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对“社会公德”的严重冲击。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社会公共危机的应对来看，一段时期以来的道德失范和道德缺失，不同程度地加重了公共灾难，整个国家和社会都付出了巨大的治理成本。幸运的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垫底。关键时刻，国有企业、交通电力、公立医院都发挥了支柱作用。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垫底，“公民道德”中“公”的观念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诉求才有可能成为主流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对“公”与“私”、“义”与“利”等道德观念的权重不至于失衡。